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總體研究的方法論選擇

內容摘要:除上述研究成果外,任一鳴的《關於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思考》、黃玲的《雲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與發展》、管鈺的《自我的表征與他者的符號——試論文本中的西部少數民族女性形象》等區域性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也值得關註。二)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少數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主要關涉三個向度:一是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二是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三是少數民族文學與外國文學之間的比較。高屋建瓴地探析瞭諸如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定位、少數民族作傢與民族文化傳統、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雙語問題、民族作傢與民族文學、民族文學的審美意識、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文化批判意識、各民族文學互動狀態下的多元發展等少數民族文學發展過程中一系列。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學;批評;文化;女性;文學研究;方法論;中國少數民族;生態;主義;比較文學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人民共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傢”的現代國族觀念的綜合規約,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方法論選擇總體上表現出“一元多維”的基本特征。具體些說,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核心程序之下,新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史治理、文學批評實踐和文學理論建構的方式方法呈多向展開之勢。無論是社會學、文化學、民族學角度的傳統考釋,還是傳播學、生態學、女性主義層面的現代測度,抑或是形式本位、比較研究、融合批評諸維度的綜合觀察,都在同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取得程度不等的實績,並從總體上大致對應瞭自新中國成立到新時期再到新世紀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方法論探索之旅。

關 鍵 詞:當代民族文學理論批評 總體性研究 方法論

基金項目:本文台中產後月子中心系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中國少數民族比較詩學體系建構研究(1949-2015)”(項目編號:16BZW183)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龔舉善,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在其60餘年的艱難探索中取得明顯成效,這與研究者們的方法論選擇不無關系。概而言之,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總體研究的方法論受制於三大現實情境和程序觀念:一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其制導下的唯物辯證法;二是“人民共和”的社會主義政體以及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三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傢”的現代國族觀念以及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的政策導向。

常規考釋:社會學·文台中月子中心費用化學·民族學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規定下,社會歷史批評成為包括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在內的新中國文學批評潮流的主導性選擇。具體而言,這種主導性方法論選擇集中體現為主流批評傢們借力社會學、文化學、民族學等常規方法來衡量和治理各種少數民族文學現象,以圖深入揭示少數民族文學的社會本源、文化功能和民族特性。

(一)社會學研台中產後護理之家究方法

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的社會學方法同樣強調從社會學角度來研究文學創作、傳播和接受的基本規律。其哲學根基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其美學遵循是“美即生活”;其核心理念是——文學是對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並反作用於社會生活;其操作程序重在研究文學作品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實性、作傢思想感情的傾向性以及作品的認識、教育和審美功能。

少數民族文學的社會學研究在強調少數民族文學真實地、具體地、歷史地、審美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基礎上尤為註重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特別強調文學作品應表現正確的政黨意識、國傢觀念和民族立場。這方面,劉大先的看法頗具代表性。在他看來,“任何當代合法的‘少數民族文學’總是受庇於國傢文學組織和體制體系,比如少數民族文學扶持計劃、作協與評獎機制等,先天的屬於國傢主流意識形態轄制下的文學之一種,而不可能超脫這個限制。”[1]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及其理論批評的事實正是如此。

就總體研究情況來看,除部分老一輩學者的慣性表述外,一批中青年學者也在“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領導”“統一多民族國傢”三大主流語境規定之下討論少數民族文學相關問題。這一方面受制於馬克思主義正典文藝理論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則與少數民族文學及其理論研究的特定意識形態屬性密切相關。誠如李叢中所言,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各民族作傢文學具有必然性:政治基礎——新中國使各民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社會前提——各民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繁榮;創作源泉——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和新人新事的大量湧現;創作保障——黨對文學新人的大力扶持以及對民族文學的熱情關懷。因此,隻有從文學社會性的角度去理解和闡發,才能把握住“解放後”民族作傢文學的特點和本質。[2]陳祖君也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地區的政治實踐帶來一系列巨大變革,將原本在地域和文化方面處於雙重邊緣的各少數民族拉進瞭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的軌道,少數民族文學隨之加入到共同構建現代民族國傢的宏大敘事之中。[3]這種對於少數民族文學國傢主流意識形態共功能的認定,既是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在表現,也是同期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最為基本的方法論選擇。席揚則透過新時期初幾本具有代表性的當代文學史教材的分析,揭示瞭此期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話語與意識形態話語間的同構關系。[4]除國傢政治生活的顯著影響外,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也制約著少數民族文學及其理論批評的總體面影。

少數民族文學社會學研究還關註社會轉型對於文學形態以及理論批評的影響。實際上,我們所說的“三新”(即新中國、新時期、新世紀)本身就指涉瞭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文以代變的轉型姿態。這種轉型在文學批評界的突出表征,便是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促成瞭1980年代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觀念革新和政治轉型,中國社會文化隨之進入全面轉型時期,包括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內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形態也由過去單向度的“政治闡釋”、“階級分析”逐步轉向多元化的“社會會批評”、“文化闡釋”乃至“審美觀照”。[5]王煒燁則認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在轉型期以前相當長時期內一直被置於社會政治或者說話語的中心位置,而社會轉型使其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尋找並回歸自己應處的“邊緣”位置。[6]這種轉型不僅促使少數民族文學逐步轉向市場,而且也增強瞭少數民族文學的復雜性深廣性。現在看來,較為準確的說法是,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社會轉型是個漸進的系統工程,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紀相繼開啟瞭政治、經濟和文化轉型的探索模式,這種轉型毫無疑義地在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審美意識形態中反映瞭出來。

在有關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總體性研究的成果集群中,李鴻然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論》[7]是一個繞不過的存在。盡管該著較為廣泛地涉獵瞭諸如文化學、民族學、美學、文體學等多學科交叉的剖析路徑,但是毫無疑問,文學社會學仍是其最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在其上卷“通論”中,著者從民族文學與當代政治變革、經濟變革、文化變革的發生淵源入手,深入闡釋瞭我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寫作資源與文學關系、民族文學的導師和朋友、民族作傢的創作心態和藝術追求,並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同期少數民族文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價值功能進行瞭較為科學的評估,並將這種評估理念貫穿到下卷的“作傢作品論”中,被譽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論研究的“巨著”。

(二)文化學研究方法

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本質地看,馬克思主義倡導的文化觀是革命的、理性的文化觀,自然也是科學的、進步的文化觀,其中,透射著客觀規律與主觀認知、世界性與民族性、綜合性與針對性、多樣化與主導性等辯證思維的光芒,因而蘊含著巨大的方法論能量。作為一種文學研究方法論,文化學方法主張從文化角度觀察文學現象並研究文學的文化性質及其演進規律。有如劉大先所說,無論是總體的文學還是文學的各具體門類,少數民族文學的復雜性都要求審美研究與文化研究並行不悖,而文化研究的綜合方法尤為重要。[8]施旭等人也認為,從文化視角重新審視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總結少數民族文學作為文化話語現象的特征,有利於拓寬對於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理論認識,發掘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研究課題和行動策略。[9]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從文化學角度切入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為瞭新時期以來的重要學術選擇。

李叢中考察發現,文化學的研究方法之所以為民族文學研究者所重視,是因為民族作傢文化意識的覺醒和文學文本中民族文化心理充分展示的結果使然。[10]羅慶春等認為,從構成論角度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具有創造、接受、發展等多個層面的“文化混血性質”。[11]土傢族學者向雲駒明確提出“兩種文化選擇”的問題。一是“穩定選擇”,即將接近文化特性軸心的變異個體作為理想模式的選擇;二是“定向選擇”,即以潛在的可能和發展趨勢為選擇依據向某些數量雖少但與發展趨勢相一致的表現型個體靠攏的選擇。[12]白曉霞將當代少數民族母語作傢作品中涉及的文化關系歸結為三類:“城與鄉”的關系、“人與神”的關系、“我與你”的關系。上述“文化混血性質”、“兩種文化選擇”和“三組文化關系”說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深化瞭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理解模式。

從實踐層面看,關紀新的《老舍與滿族文化》[13]堪稱少數民族文學領域文化學研究的范例。全書從八個方面討論瞭滿族文化對老舍創作的深刻影響以及老舍文學文本中所顯示出的滿族文化因子。黃偉林分析指出,“在方法論層面……《老舍與滿族文化》建構瞭一個‘文化—文學—文化’的論述模式。”[14]可以說,文化學方法的匠心獨運,使《老舍與滿族文化》的研究思路、結構佈局和闡釋結果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尹虎彬以新時期少數民族小說創作的主題意向為聚焦點,從文化價值取向的民族本位意識、批判意識以及形而上學的詩境等三個層面描述瞭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由文化歸屬到文化超越的基本路徑。[15]這種分析,將民族文化傳統的內在性與超越民族文化傳統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有機結合起來,顯示出相應的理論效度和較強的說服力。

在對於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化研究中,有人註意到“魯迅傳統”的引導作用。丁子人提出,魯迅的戰鬥精神與人格力量以及據此而來的小說、雜文、散文藝術,曾深刻影響著中國少數民族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發展,參與瞭少數民族諸如陸地、李喬、李納、苗延秀、敖德斯爾、巴·佈林貝赫、特·達木林等作傢成長的過程。[16]張直心從傳記學視角論述瞭“魯迅傳統”對於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潛移默化的喚醒作用,認為正是緣於魯迅的喚醒和引領,才漸次生成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基本立場和創作主題。[17]這種研究,同樣拓展瞭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化研究視野,昭示瞭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民族文學深度融合的此在性。

對於宗教因素的關註,也是少數民族文學文化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林瑞艷較為全面地梳理過1990年代以來討論中國文學宗教因素方面的學術著述,如譚桂林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佛教》、李俏梅的《論中國當代作傢的宗教熱》、季紅真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宗教意識》、胡書慶的《談談中國當代所謂的“宗教主義寫作”》、萬孝獻的《信仰的旗幟——新時期宗教文學現象淺析》、胡青善的《世紀末文學的宗教精神》、劉力的《轉型期的小說與宗教》、張梅的《我國後新時期文學與宗教的關系》、張海燕的《新時期大陸作傢的宗教文化情結》、荊亞平的《立於人類精神深層的繆斯之舞——新時期小說宗教信仰敘事研究》等。專門研究少數民族文學與宗教關系的著述則有:馬麗蓉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伊斯蘭文化》、李正文的《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宗教》、鬱龍餘的《佛教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石傑與宗鳴的《新時期文學中佛教發生的深層原因》、夏敏的《密教雙修與藏族文學》、金春平的《底層觀照 宗教救贖》、劉波的《當代回族文學創作與宗教》、陳燕的《女性:民族延續的繩主——內蒙古少數民族文學中的薩滿教文化因子》等。林瑞燕認為,盡管此間相關研究取得顯著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研究文體比較單一,相對忽視敘事學和美學層面的研究等。[18]馬龍潛等人以張承志的創作為例,探討瞭民族宗教與現代文明在文學中的交融機制。[19]這些研究成果,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強化瞭人們對於少數民族文學民族本性的認識。

(三)民族學研究方法

中國化的民族學研究方法是融傳統民族學說、西方現代民族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經典民族思想為一體的綜合性、開放性方法論集成。與民族學高度相關的人類學雖有自身的獨特規定,但它們作為方法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又具有某些趨同性,因此這裡合並討論。其實,嚴格說來,民族學、人類學與社會學作為思想方法同宗同源,社會性、現實性、實踐性、跨學科性是其基本價值遵循。從現代學科視域來看,民族學方法論又稱“本土方法論”或“民俗學方法論”,美國社會學傢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被視為該理論的鼻祖。而人類學方法論重在從生物學和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人類的起源、進化與發展規律。當代人類學方法通常包含四大分支: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語言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相比而言,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作為方法論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影響更大。

民族學方法對於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適用性決定瞭它的重要性。部分研究者運用該方法來探討民族生活、作傢民族身份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分析作品本體的民族特性和審美表現,總結民族文學創作及其理論建構的特性與規律,取得相應績效。歐陽可惺、覃代倫、羅宗宇等都註重民族學對於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民族時空、倫理觀念、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氣質、民族文化意識、民族審美趣味等方面的積極闡釋效果。紮拉嘎更是突出強調,“反映民族的社會生活是民族文學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這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民族文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20]顯然,這種認識是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日趨自覺的表現。

與民族學方法緊密聯系的,是人類學研究方法。劉大先註意到闡釋人類學在汲取認知人類學和符號人類學基礎上所提出的“深描法”和“地方性”知識對於分析少數民族文學文本的應用價值,明確指出,“人類學的學科體制、知識興趣與研究方法確實帶有某種強勢文化盛氣凌人的氣焰,而不可否認的是……人類學顯然在許多方面提供瞭一個很重要的觀察維度。”[21]劉俐俐認為,“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發展滯後於非少數民族,差異性的現實讓我們有理由在人類學視野中重新提出並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的功能”[22]。張直心在運用文學人類學方法對雲南當代少數民族重要小說文本進行嘗試性解讀的基礎上,認為文學人類學批評應是一種兼具人類學觀念與審美觀念的研究方法。[23]他的解讀有理有據,具有一定示范意義。

王輕鴻、王敏、傅錢餘等學者對文學人類學作為批評方法的基本特征和現代意義進行瞭討論。王輕鴻認為,文學人類學方法的最高旨歸在於它所體現出來的人本價值觀。王敏肯定瞭“少數民族文學人類學”的跨界性、多元性、對話性、整體辯證性等基本特性,認為這些特性決定瞭它的現代意義:有利於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對傳統民族性認知的糾偏,有利於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實踐化,有利於促進文學生態多樣化和各民族文學的和諧化,並有利於總體上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多樣化。[24]傅錢餘則通過對阿來、霍達、張承志、葉梅等作傢筆下“儀式”描寫的分析,認為借鑒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既能夠讓民族文學批評更具有深度,同時也可以在總結、歸納、反思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民族文學理論成果。[25]湖南科技大學秦世瓊的碩士學位論文《阿來小說的人類學分析》從地方性知識、藏族文化與文明的“深描”以及阿來小說民族身份認同等層面探討瞭阿來藏地系列作品的人類學敘事風格,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與民族學與人類學密切相關的,還有新興的民族志詩學研究方法。葉舒憲認為,受人類學與後現代主義的雙重影響,近年來的人文研究打破中心與邊緣、雅與俗、作傢文學與民間文學的傳統分界,帶動瞭“民族志詩學”(ethnopoetics)的創設。[26]巴莫曲佈嫫、朝戈金等在介紹民族志詩學的研究方法時說,在口頭程式理論和講述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影響下,為推動口頭藝術文本呈現的新實驗,美國一些有人類學、語言學興趣的詩人與一些對詩歌頗有研究的人類學傢和語言學傢之間產生瞭共識。“通過對文本呈現方式及其操作模型的實驗性探究,對口語交際中表達和修辭方面的關註,以及對跨文化傳統及其審美問題的解索,民族志詩學能夠給人們提供一套很有價值的工具去理解表達中的交流,並深化人們對自身所屬群體、社區或族群的口頭傳承的認識和鑒賞。”[27]北京師范大學的楊利慧認為,民族志詩學在承認世界范圍內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獨特的詩歌以及這些詩歌都有其獨自的結構和美學特點的前提下,發展出瞭一整套關於在書面文化中進行口頭藝術文本迻錄和翻譯的觀點和方法。[28]上述諸種解說表明,民族志詩學特別適用於擁有悠久口傳歷史和民間傳統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其中包括各民族文學之間的跨語際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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