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參與“一帶一路”如何化解風險

民企參與“一帶一路”如何化解風險

發佈時間: 2017-08-16 13:55:59 | 來源: 經濟參考報 | 作者: 田如柱 金輝 | 責任編輯: 王虔

關鍵詞: 一帶一路,民營企業,法制化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與《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的雙月座談會近日在京舉行。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莊聰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所研究員劉敬東、中國亞洲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張九桓、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等專傢,圍繞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風險防范和規避問題,提出各自的真知灼見。

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台中月子中心親子房莊聰生:

三個層面問題制約民營企業走出去

據統計,現在全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大概2萬傢,其中民營企業占多數。在許多地區,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主力軍。但是,也要看到,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仍處於初始階段,大部分是自發的、零散的、碎片化的孤軍奮戰、單打獨鬥,投資存在一定盲目性,對風險的認識和管控比較薄弱。企業當前面臨的困難、風險和挑戰主要來自三個層面,既有國內問題,也有國外問題,還有自身素質問題。

改革開放這些年來,各地政府很多是做引進來的工作,現在要做走出去的服務工作,相對來說缺少經驗。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國內在政策、融資、保險、外匯、簽證、中介服務等方面創造條件,但現實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政策跟不上。現有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政策法規體系是由過去境外投資管理體制演化而成,因此仍留有“以項目審批為主、資本與外匯項下管控、限制對外投資”時期的烙印,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還需要更多政策的支持。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當中,需要向多個國傢機關申請審批,耗時較長,有時錯過商機。

第二,融資難。很多企業反映新設立的境外企業,尚未在投資國建立良好的市場信譽,從境外銀行獲得貸款的難度很大。向境內銀行間接融資是主要途徑,且需要境內母公司或商業銀行提供擔保,國外資產不能在國內金融機構進行抵押,企業難以獲得貸款,發展受到較大限制。

第三,保險貴。在境外投資保險方面,目前隻有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開展境外投資項目的保險業務,保險范圍隻限於戰爭、匯兌限制、政府違約等政治風險且費率很高。

第四,用匯難。國傢對外匯使用管理仍相對比較嚴格,在企業使用外匯的審批上手續復雜、效率還不高。

第五,服務弱。相當一部分企業在境外投資信息咨詢、風險評估、人員貨物通關甚至簽證等方面沒有經驗。而專業服務機構相當匱乏且良莠不齊,缺乏嚴格監管,企業很難獲得中介機構的服務。

企業自身素質也制約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

首先,就是信息比較匱乏。信息不對稱直接導致企業走出去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目前政府部門對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的方向、重點、行業導向、區域佈局等關鍵問題缺乏有效引導,企業獲得信息的渠道有限,投資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其次,人才緊缺。很多企業反映很難招聘到通曉兩國文化、熟悉國際化經營運作、懂管理、能信任的國際化人才。像商務、法律、財務、知識產權,甚至是語言類的專業化人才都很難找到,對企業境外投資造成很大障礙。

最後,經營低端。我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沒有關鍵核心技術和高端產品的輸出,更沒有形成有認知度的國際品牌。目前投資主要在勞動密集型行業,資本密集型投資少,高新技術投資更少。

面對國外不同的國情、政策、法律、文化、宗教和風俗習慣,商務活動主要面臨五方面風險:

一是政治風險。當前“一帶一路”目標國大多為東南亞、中亞、西亞、南美、非洲的國傢和地區,有些國傢政局不穩、政府腐敗問題比較嚴重,企業投資風險比較大。二是外交風險。一些國傢和我國存在一些爭議,直接影響在這些國傢投資的中資企業。三是法律風險。很多企業短期內不能適應投資所在國的法律,經常受到法律問題制約。四是匯率風險。這幾年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幣相對比較堅挺,包括東南亞、歐洲、南美等很多國傢的經濟出現波動,貨幣相對人民幣出現貶值,企業利潤縮水。五是文化風險。包括民族、文化、宗教、信仰、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和不同。

中國社科院國際法所研究員劉敬東:

“一帶一路”建設應走法治化發展道路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涉及法律問題,首先一定要區分出商業風險、經營風險與真正的法律風險之間的關系。

商業風險和經營風險是企業自身問題,企業如果對項目考察不好,沒有做到審慎調查,就會發生商業或經營風險,這樣的風險是企業和個人自身必須要面對的。從國傢層面,應當解決的是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企業可能面臨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對政治風險、戰爭風險的規避,許多發達國傢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模式和范例值得我們學習。最為主要的就是國傢設立的專門從事政治風險、戰爭風險的信用保險機構,我國也成立瞭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

在法律保障上,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當中的東道國投資者爭端解決機制可以成為中國海外投資保護的法律武器。

投資者與東道國投資仲裁是國際上普遍應用的機制。中國與沿線一些國傢簽訂瞭投資保護協定之後,中國投資者到這些國傢投資,如果遭遇瞭歧視性待遇,或者執法確有不公,或者政府不作為導致企業損失,或者企業財產被國傢征收、變相征收且未收到合理補償等情形,中國企業有權依據對外投資保護協定申請仲裁解決。國際上主要有兩個機制,一個設在華盛頓的,《華盛頓公約》項下的投資仲裁,中國的企業已經運用這個機構起訴過相關國傢的政府,別的國傢企業也通過這個機構起訴過我國政府。另一個機制就是特定仲裁,一些雙邊投資協定當中臨時約定的仲裁措施,可以運用這個條款起訴東道國,就是投資所在國的政府。我國商務部多年來一直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積極簽訂雙邊投資協定,保護本國投資者在東道國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目前,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面臨兩類法律風險,一類是在發展中國傢,有的國傢法治不健全、政局動蕩、戰亂頻發。另一類是在發達國傢面臨的風險,近年來美歐一些發達國傢頻繁運用所謂的高標準的安全審查來審查中國企業的投資。這些國傢通過提高安全審查標準和在國際貿易當中運用所謂的非市場經濟地位這樣一些不公平條款對中國企業開展反補貼、反傾銷,給中國企業造成瞭巨大損失。這些風險需要我們從法律層面認真研究和對待,采取有力的國際法和國內法措施,切實維護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合法權益。

“一帶一路”建設應當走法治化發展道路。這種法治化體系構建包含國際法和國內法兩大部分。

在國際法方面,我們應當更快、更好地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簽訂貿易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保護中國的投資者貿易主體合法權益,為企業傢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國際法層面的保障。在國內法方面的建設主要包括兩塊內容:一個是我們自己的對外貿易法律制度建設,包括對外貿易法和外國投資法等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對一些國際先進的法律制度,在自貿區先行先試,形成可復制可推廣方案,包括外匯管理制度、銀行貸款制度、金融管理制度,目的是為“一帶一路”在國內法層面提供保障。另一個層面就是我國的涉外商事審判機制建設。2015年,最高法院推出瞭《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與保障的意見》裡包含瞭很多創新點,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中國司法展示瞭支持仲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作用的明確立場。在國際上,仲裁是解決商事糾紛的通常方式,比如斯德哥爾摩仲裁院、倫敦國際仲裁院、位於法國的國際商事仲裁院等都是國際公認的商事仲裁庭。中國最高法院向世界承諾:“要正確理解和適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推動與尚未參加《紐約公約》國傢之間互相承認仲裁裁決”。

中國亞洲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張九桓:

企業要緊緊依靠國傢來規避風險

“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世界共識,但是具體到“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確實存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風險問題需要高度關註。

第一,政治風險。“一帶一路”台中產後月子沿線國傢多數是中小發展中國傢,政局台中產後護理經常動蕩,政府更迭頻繁,政策容易變化。

第二,安全風險。南亞、西亞,特別是伊拉克、阿富汗、中東這一帶恐怖主義猖獗,有大批難民,安全是很大問台中產後之家推薦題。一些中國企業的安全,員工的生命和財產都受到威脅。

第三,經濟風險。中國企業走出去是要賺錢的,一些企業因為對某些項目的研究不夠,對某些國傢的法律法規研究不夠,雖然把資金和技術帶出去瞭,工廠辦起來瞭,但是不僅沒賺到錢,可能還會虧本。

第四,社會風險。社會風險中很大的問題是環評的風險。一個項目如果沒有經過充分環評,未得到當地民眾支持就輕易上馬,很可能無法繼續做下去。

第五,文化風險。各國的文化、風俗習慣不一樣,在很多國傢,工人們幹什麼事情都是慢慢來,盡管他們也需要錢,但是給他們錢也不願意加班。在泰國、柬埔寨這樣的國傢,中國人一般看到小孩非常可愛,容易用手摸摸孩子頭,但是,在這些國傢非常忌諱這點,覺得孩子的頭是至高無上的,隻有父母、高僧才可以摸。我們如果不瞭解、不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好事可能也辦不好。

“一帶一路”雖然充滿著種種困難和問題、充滿著風險,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風險和機會是相輔相成的。隻要我們的事業需要,雖然存在一些風險,也值得千方百計去化解,贏得更大的戰略主動。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時候可以註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研究形勢。我國企業,無論大企業、中企業還是小企業,都要研究形勢。不光看世界形勢、地區形勢,對駐在國的形勢,也要認真研究,包括政治形勢、經濟形勢。這方面可以請教專傢學者們,現在有很多智庫、學者都是有研究的。

第二,研究政策。需要對這些國傢的政策和法規做很好的研究。

第三,要找一個好的合作夥伴。到當地找一個合作夥伴,註重瞭解合作夥伴的背景,特別是看合作夥伴是不是有實力、是不是有誠信。一個好的合作夥伴可以幫助你瞭解駐在國的情況,對規避風險大有裨益。

第四,對參與的項目要有很好的研究,不要大而化之。

第五,要跟使館保持密切聯系。有些企業到駐在國以後,不太願意跟使館交往,使館商務處牽頭組織中資協會,許多人並不願意參加。使館是代表國傢的,跟使館商務處多打交道,一旦發生問題,可以幫忙解決。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當中要緊緊依靠國傢,以國傢為後盾開展工作,就能夠更好地規避風險,化險為夷,把工作做得更好。

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

要清楚認識走出去的收益和風險

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可以在幾方面獲得較大收益:

從國傢和民族方面來看,國傢可以獲得新的更大發展和進步,民族更加發展和繁榮。這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目的,也是民營企業的基本使命,更是我們的國傢和民族的根本收益。

從民營企業角度來看,企業可以擴大市場規模,提升市場競爭力,提高生產經營收益。特別是在我國大部分企業陷入投資的邊際收益持續下降、甚至接近於零的階段,產業要轉型、技術要升級、發展方式要轉軌、企業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要上新臺階的壓力會持續上升,迫切需要我們的企業站在世界前沿,面對全球無國界競爭的大格局,運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新思維,謀求企業新的更大發展。

從技術外溢效應角度看,不僅可以有效轉移過剩產能和技術,而且可以在轉移過程中尋求新的技術替代,以大幅度提升本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市場拓展能力和生存發展能力。

從企業跨國經營角度看,不僅可以較為順利地實現過去不曾也不敢設想的跨國經營和跨國發展,而且可以通過這樣一種參與使自身較為順利地成長為新一代跨國公司。

從企業生存和發展空間拓展角度看,民營企業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有助於提升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而且有助於促進向外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

當然,民營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不僅要看到各種可能的收益,還要清醒地理解和清楚地把握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大體有三類不同級別的風險:最大的風險、最基本的風險和最需要重視的風險。

最大的風險,主要是源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傢存在的政治和政策不確定性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傢大都是發展中國傢,無論是從政局穩定性角度看還是從政策連續性角度看,大都與我國等大國存在明顯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的政局乃至政府政策,常常會因為執政黨的更替而發生劇烈變動。這種情況對於我國各類企業、特別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必然面臨此類風險的不可預見性。這種不可預見性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不確定性,是一種政治和政策變動不確定性風險。與其他任何潛在風險相比,這種不確定性風險,是一種對企業正常運營影響最大從而最需要企業給予高度重視的風險。

第二類風險是來自於法制傳統和宗教文化與習慣的風險。這也是我國廣大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必然經常面臨和必須面對的一種最基本的風險。這是一種源於法制傳統和宗教文化與習慣與我國不一致的風險。面對這類風險,民營企業在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一定要學會和處理好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傢法律和政策法規的關系,要在遵守“一帶一路”沿線國傢法律和政策法規以及宗教文化傳統的條件下,以最低的風險規避成本獲取最大投資經營收益。要註意盡可能把可直接計算和估計的實際商業成本和無法直接計算和估計的源於法律和政策法規以及宗教文化的風險成本區分開,盡可能做出大體準確的估計,並由此更好和更積極地規避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這些最基本的風險。

第三類風險是最需要重視的風險,即源於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盲目性帶來的風險。盲目跟風、草率決定等等,是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最容易出現、台中月子中心價格也是最需要民營企業給予高度重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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